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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趟超現實的旅程。
當我坐在巴塞隆拿飛往法蘭克福的機艙中，看著窗外太陽和月亮一起，從黑夜走到日出的美麗景象時；從法蘭克福火車站到烏茲堡站再到班貝格站的車窗外河川田原藍天青草和一排排精緻的屋子，我機乎完全忘了疫症的陰霾，世界原來依然擁有美好。那一刻覺得這段旅途對於身在歐洲的人是如此尋常 (我有不少歐洲朋友依然在疫情間經常出差)，同時也對剛從香港回來的我如此奢侈和彌足珍貴。
當我走進試身間時，一股熱力像洗衣機內的激流泡泡不斷在胸口翻滾，眼睛一熱，差點就流淚。
幸好沒有。在試身間裡哭好像很荒誕，但那一刻很珍貴，因為我發現自己原來這麼想念舞台。
2021年是很難捱的一年，但幸好在疫症下難得地依然有不少機會創作和演出，舞台對我來說依然如舊，每一刻只要能和它扯上關係，特別是親身在台面跟音樂和觀眾在一起，就是我的護身符。
倒數踏入2022年時，人已回到巴塞隆拿，儘管世界像發了瘋一樣，也要為新一年決定了的事情籌備和努力。本來以為這將會是閉關重新思考方向的一年（當然現在依然是的），卻又幸運地在我那荒誕的時間表內洽好配合得到，接了一個非常期待的海外音樂會演出，特別是能夠和頂尖的德國班貝格交響樂團合作，實在感謝香港藝術節的上司和戰友，你們總是讓我能盡情的參與不同製作不同形式的幕前幕後崗位，實在感激不盡。
還記得某天忽然收到電影《喜歡妳是妳》兩位導演的邀請，問我能否為他們籌備及製作了六年的第一部電影寫主題曲的詞。受寵若驚的我，當然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那特別是因為吳詠珊導演，我非常明白這一齣戲對她來說意義有多大 (她可是在中學時期已經立志要當電影導演的！) 而我是其中一個非常明白的人，因為我和她其實在同一間女校長大的。直到今天，好友堆中一直沒放棄藝術的似乎就是她和我了。她想說一個關於女校的故事，當看著那些她心目中的畫面，也讓我想起了很多往事，想起了每一個和我倆一起長大的女孩。現在我們能在藝術上再重新做同學的感覺，真好。
直到錄音師替我量度我站的位置、咀巴的位置和咪高峰之間的距離，所有回憶才不受控制的湧上心頭。
我一直的主要工作都是莎翁口中的struts and frets his hour upon the stage，然後就是教學和創作，很少留意自己是配音員的身份。
實在不記得從何時開始，總是相信美好的事情很難長久的我，總會在生命最寫意安穩的時後，問自己一句：「如果有一天我失去某些幫助我來到這裡的能力，我該如何繼續活得像自己，至少能夠有表達我自己的能力呢？」
很有趣的，我生命裡佔大部份時間都在用歌聲傳遞和創造一些我覺得重要的事情。只是越有人說你做得挺好的，我也快樂，但那份快樂可能有一部份是來自虛榮，來自喜歡得到認同，來自好勝心；所以那些快樂並不長久，反而越會想到假如有一天我完全失去了最能代表自己的一種能力，我還是不是原來那個我呢？就像舞者如果失去了腳、畫家失去了視力、音樂家失去了聽覺一樣，我總是想像自己有一天會失去聲音。
上天保佑，劇場終於能開放至75%入座率，《我們的音樂劇Reimagined》也順利的和觀眾見面。
香港音樂劇界接近五十年以來，有那麼多人默默耕耘，創造而製作很多獨有而香港式的佳作，卻好像依然未能像電影或流行音樂普及化。天時地利人和，總要一位有遠見而能力超卓的人，踏出第一步，去記錄、見證、推廣那條大家一直走下來的路。這一步是高世章老師藝高人膽大的踏出了，也很感激老師在我回港不久以後的邀請，並且總是包容我那回復得很慢的身體、以及我對自己是否還能勝任這種短時間內要排好一個(對我來說是)全新製作的質疑，一步步的重新投入樂海其中。
上年年底提早了回港，也就在決定行程時一口答應了音樂總監的邀請，回來主演《城東舊事》音樂劇音樂會。怎料途中打擊重重，進出了醫院好幾次，也在身體最壞的時候要處理媽媽離開的事實，更何況是疫情下一系列讓親友不能團圓的政策，讓人身心交瘁。曾經一度擔心自己真的要倒下了、真的應付不了，指揮和團隊卻是萬分信任和願意給我空間和時間，實在感謝所有人的包容，演出到最後順利進行並得到優秀的拍攝團隊為之記錄，在這種內在和外在環境下，對我來說有如奇蹟。......
我是近幾天才能重新執筆，我覺得我可以重新寫字了。
有些人在人生最痛苦的時候，依然能夠創作。我小時候什麼都不懂，只覺得很厲害。成長在幸福的家庭，我只能想像，想像他們的動力是否來自痛苦，也想像創作的意義和藝術的意義，一切也只是想像著。
直到這幾個月，每一天都過得好吃力，我開始明白了什麼。
世界已經黑暗得你以為沒可能更黑暗，實情是沒有最黑、只有更黑。所以，在這段時間內，沒有甚麼比成為自己的光更重要。先好好保護自己心中的那枝燭光，不要讓它熄滅，才能想像下一步可以如何把它蔓延，縱然渺小、縱然緩慢。
我的第一步是：找出不幸中的萬幸是甚麼。作為一個自由身藝術工作者，本身已經（被逼？）習慣了和uncertainty相處，所以對它的免疫力大概相比對武漢肺炎的稍為強一點。又，本身已經預算了這一年把自己拋到了地球另一端，沒有急著（也其實沒得急）能夠建立甚麼的，但求慢慢適應就好，只是剛好遇上世紀大疫症，先別說建立，能不被摧毀已經很好了。西班牙每天新症一萬宗，冠絕歐洲，所以，最後把自己的底線調整至「今年不要死掉就好」，命最好像生化危機的Alice一樣硬淨。
武漢肺炎，不論你改了多少次名字，你都把武漢以內和武漢以外的人全害慘了。可你是病毒，病毒要散播和寄生，實在是合理不過，所以也不能怪你，要怪就怪直接或間接創造你出來的人類。
如果我明天就死去，那我真的可以跟所有人說我做了一世人自由身工作者。要知道自由身工作者，有利有弊。先說利：我對這種生活模式一往情深的原因是我喜歡多勞多得的感覺，喜歡當自己的老闆，喜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喜歡自己的工作範圍和能力沒有被單一的標籤，也喜歡生活模式不受規限。弊處？我只看到一點：不穩定，手停口停。
今年六月，一個機緣讓我特別反思香港人在世界的聲音。
對於香港通過了一條表面上有爭議性但實際上是純純破壞沒建設的惡法，香港 有不少藝術工作者聯署反對。世界正在看著香港，特別是不少視香港為故鄉的 海外朋友。
有一位個年輕的亞洲女孩，在德國科隆的音樂電台任職自由身記者。她非常重 視香港的事情，想讓德國的藝術界在輕鬆傾聽音樂之時，也可以一聽香港的聲 音。於是她找到了我，問我可否在5月35日的音樂節目中和她一起說幾句話， 特別是以一個香港藝術家的身份，告訴德國的觀眾我最擔心甚麼。
我倆素未謀面，卻因為兩顆都想透過藝術渠道「替香港發聲」的心，通了一個 很長的電話。她在德國土生土長，廣東話帶點口音，對我來說卻是特別動聽。
近來開始戀上新居，比起在香港的蝸居寬敞得多。露台外本來有幾棵一直強調著冬天有多肅殺的白樺樹，但近來它附近的櫻花樹竟然嬌滴滴地提早開花。走在路上的總是悠閒的人、嬉戲的狗和不斷找東西吃的白鴿。
這樣的環境讓人很容易就選擇整天宅在家中還稿債（這半年有兩個劇本要寫，一個英語的學校音樂劇，另一個是自己的新音樂劇），幸好好奇心作崇，忽然想找找巴塞隆拿近來有甚麼好看的音樂會。
《Candlelight: 250 años de Beethoven, Claro de Luna bajo la luz de las velas》（西班牙語。意思是貝多芬的250年：燭火下的月光）啊！看到了才想起今年是偶像的250歲生日，鋪天蓋地都是他的音樂會呢（我還要身在歐洲）！
智利十月中宣佈地鐵加價，引發首都聖地亞哥過百萬人上街，雖然政府後來撤回加價決定，但人民仍因社會存在已久的不平等現象，繼續逼總統Sebastian Pinera落台，並要求大幅改革經濟。遊行以學生和青年人為主，他們高舉示威牌，寫上各大訴求，包括更佳的薪酬、改善退休金保障、推行教育和醫療改革等。部份司機更堵路，為爭取取消濫收昂貴的道路使用費，演變為近30年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兩個月後，聯合國發表報告，批評智利軍警對示威者使用過度暴力，指責他們專門攻擊眼晴，導致345人眼睛受傷，其他包括性侵、毒打、行私刑和在沒有受威脅下開實彈殺人等罪行，嚴重侵犯人權。群眾堅持為受害者討回公道，持續上街示威，最後Pinera為解決自己的管治危機，政府不得不立即詳細交代如何改革警隊，又答應調查856宗濫暴個案，將多名涉事警員繩之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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