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在不記得從何時開始，總是相信美好的事情很難長久的我，總會在生命最寫意安穩的時後，問自己一句：「如果有一天我失去某些幫助我來到這裡的能力，我該如何繼續活得像自己，至少能夠有表達我自己的能力呢？」

很有趣的，我生命裡佔大部份時間都在用歌聲傳遞和創造一些我覺得重要的事情。只是越有人說你做得挺好的，我也快樂，但那份快樂可能有一部份是來自虛榮，來自喜歡得到認同，來自好勝心；所以那些快樂並不長久，反而越會想到假如有一天我完全失去了最能代表自己的一種能力，我還是不是原來那個我呢？就像舞者如果失去了腳、畫家失去了視力、音樂家失去了聽覺一樣，我總是想像自己有一天會失去聲音。

上年年底提早了回港，也就在決定行程時一口答應了音樂總監的邀請，回來主演《城東舊事》音樂劇音樂會。怎料途中打擊重重，進出了醫院好幾次，也在身體最壞的時候要處理媽媽離開的事實，更何況是疫情下一系列讓親友不能團圓的政策，讓人身心交瘁。曾經一度擔心自己真的要倒下了、真的應付不了，指揮和團隊卻是萬分信任和願意給我空間和時間，實在感謝所有人的包容，演出到最後順利進行並得到優秀的拍攝團隊為之記錄，在這種內在和外在環境下，對我來說有如奇蹟。......

世界已經黑暗得你以為沒可能更黑暗，實情是沒有最黑、只有更黑。所以，在這段時間內，沒有甚麼比成為自己的光更重要。先好好保護自己心中的那枝燭光，不要讓它熄滅，才能想像下一步可以如何把它蔓延，縱然渺小、縱然緩慢。

我的第一步是：找出不幸中的萬幸是甚麼。作為一個自由身藝術工作者，本身已經（被逼？）習慣了和uncertainty相處，所以對它的免疫力大概相比對武漢肺炎的稍為強一點。又，本身已經預算了這一年把自己拋到了地球另一端，沒有急著（也其實沒得急）能夠建立甚麼的，但求慢慢適應就好，只是剛好遇上世紀大疫症，先別說建立，能不被摧毀已經很好了。西班牙每天新症一萬宗，冠絕歐洲，所以，最後把自己的底線調整至「今年不要死掉就好」，命最好像生化危機的Alice一樣硬淨。

今年六月，一個機緣讓我特別反思香港人在世界的聲音。

對於香港通過了一條表面上有爭議性但實際上是純純破壞沒建設的惡法，香港 有不少藝術工作者聯署反對。世界正在看著香港，特別是不少視香港為故鄉的 海外朋友。

有一位個年輕的亞洲女孩，在德國科隆的音樂電台任職自由身記者。她非常重 視香港的事情，想讓德國的藝術界在輕鬆傾聽音樂之時，也可以一聽香港的聲 音。於是她找到了我，問我可否在5月35日的音樂節目中和她一起說幾句話， 特別是以一個香港藝術家的身份，告訴德國的觀眾我最擔心甚麼。

我倆素未謀面，卻因為兩顆都想透過藝術渠道「替香港發聲」的心，通了一個 很長的電話。她在德國土生土長，廣東話帶點口音，對我來說卻是特別動聽。

智利十月中宣佈地鐵加價，引發首都聖地亞哥過百萬人上街，雖然政府後來撤回加價決定，但人民仍因社會存在已久的不平等現象，繼續逼總統Sebastian Pinera落台，並要求大幅改革經濟。遊行以學生和青年人為主，他們高舉示威牌，寫上各大訴求，包括更佳的薪酬、改善退休金保障、推行教育和醫療改革等。部份司機更堵路，為爭取取消濫收昂貴的道路使用費，演變為近30年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兩個月後，聯合國發表報告，批評智利軍警對示威者使用過度暴力，指責他們專門攻擊眼晴，導致345人眼睛受傷，其他包括性侵、毒打、行私刑和在沒有受威脅下開實彈殺人等罪行，嚴重侵犯人權。群眾堅持為受害者討回公道，持續上街示威，最後Pinera為解決自己的管治危機，政府不得不立即詳細交代如何改革警隊，又答應調查856宗濫暴個案，將多名涉事警員繩之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