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趟超現實的旅程。

當我坐在巴塞隆拿飛往法蘭克福的機艙中，看著窗外太陽和月亮一起，從黑夜走到日出的美麗景象時；從法蘭克福火車站到烏茲堡站再到班貝格站的車窗外河川田原藍天青草和一排排精緻的屋子，我機乎完全忘了疫症的陰霾，世界原來依然擁有美好。那一刻覺得這段旅途對於身在歐洲的人是如此尋常 (我有不少歐洲朋友依然在疫情間經常出差)，同時也對剛從香港回來的我如此奢侈和彌足珍貴。

還記得某天忽然收到電影《喜歡妳是妳》兩位導演的邀請，問我能否為他們籌備及製作了六年的第一部電影寫主題曲的詞。受寵若驚的我，當然二話不說就答應了。

那特別是因為吳詠珊導演，我非常明白這一齣戲對她來說意義有多大 (她可是在中學時期已經立志要當電影導演的！) 而我是其中一個非常明白的人，因為我和她其實在同一間女校長大的。直到今天，好友堆中一直沒放棄藝術的似乎就是她和我了。她想說一個關於女校的故事，當看著那些她心目中的畫面，也讓我想起了很多往事，想起了每一個和我倆一起長大的女孩。現在我們能在藝術上再重新做同學的感覺，真好。

實在不記得從何時開始，總是相信美好的事情很難長久的我，總會在生命最寫意安穩的時後，問自己一句：「如果有一天我失去某些幫助我來到這裡的能力，我該如何繼續活得像自己，至少能夠有表達我自己的能力呢？」

很有趣的，我生命裡佔大部份時間都在用歌聲傳遞和創造一些我覺得重要的事情。只是越有人說你做得挺好的，我也快樂，但那份快樂可能有一部份是來自虛榮，來自喜歡得到認同，來自好勝心；所以那些快樂並不長久，反而越會想到假如有一天我完全失去了最能代表自己的一種能力，我還是不是原來那個我呢？就像舞者如果失去了腳、畫家失去了視力、音樂家失去了聽覺一樣，我總是想像自己有一天會失去聲音。

上年年底提早了回港，也就在決定行程時一口答應了音樂總監的邀請，回來主演《城東舊事》音樂劇音樂會。怎料途中打擊重重，進出了醫院好幾次，也在身體最壞的時候要處理媽媽離開的事實，更何況是疫情下一系列讓親友不能團圓的政策，讓人身心交瘁。曾經一度擔心自己真的要倒下了、真的應付不了，指揮和團隊卻是萬分信任和願意給我空間和時間，實在感謝所有人的包容，演出到最後順利進行並得到優秀的拍攝團隊為之記錄，在這種內在和外在環境下，對我來說有如奇蹟。......

世界已經黑暗得你以為沒可能更黑暗，實情是沒有最黑、只有更黑。所以，在這段時間內，沒有甚麼比成為自己的光更重要。先好好保護自己心中的那枝燭光，不要讓它熄滅，才能想像下一步可以如何把它蔓延，縱然渺小、縱然緩慢。

我的第一步是：找出不幸中的萬幸是甚麼。作為一個自由身藝術工作者，本身已經（被逼？）習慣了和uncertainty相處，所以對它的免疫力大概相比對武漢肺炎的稍為強一點。又，本身已經預算了這一年把自己拋到了地球另一端，沒有急著（也其實沒得急）能夠建立甚麼的，但求慢慢適應就好，只是剛好遇上世紀大疫症，先別說建立，能不被摧毀已經很好了。西班牙每天新症一萬宗，冠絕歐洲，所以，最後把自己的底線調整至「今年不要死掉就好」，命最好像生化危機的Alice一樣硬淨。

今年六月，一個機緣讓我特別反思香港人在世界的聲音。

對於香港通過了一條表面上有爭議性但實際上是純純破壞沒建設的惡法，香港 有不少藝術工作者聯署反對。世界正在看著香港，特別是不少視香港為故鄉的 海外朋友。

有一位個年輕的亞洲女孩，在德國科隆的音樂電台任職自由身記者。她非常重 視香港的事情，想讓德國的藝術界在輕鬆傾聽音樂之時，也可以一聽香港的聲 音。於是她找到了我，問我可否在5月35日的音樂節目中和她一起說幾句話， 特別是以一個香港藝術家的身份，告訴德國的觀眾我最擔心甚麼。

我倆素未謀面，卻因為兩顆都想透過藝術渠道「替香港發聲」的心，通了一個 很長的電話。她在德國土生土長，廣東話帶點口音，對我來說卻是特別動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