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藝術發展局(藝發局)連續第十二年與英國Clore領袖培訓計劃(Clore Leadership Programme)合作推出「Clore領袖培訓計劃－香港獎學金2021」，致力培育本地藝術管理及創意領袖人才，孕育藝文領袖擔當關鍵角色，為業界和社會帶來積極和正面的影響。除了涵蓋一系列專為獎學金得主發展需要而度身訂造的領袖培訓課程外，本年度計劃更增設全新的培訓單元，加強獎學金得主的領袖才能和開拓國際視野，裝備他們回應新時代的挑戰。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康文署於 1 月 28 日公佈，由 1 月 29 日開始，停止演出場地運作。其他演出場地紛紛依隨政府的做法，產生了骨牌式的效應，粵劇演出相繼被取消。最後，地方主會亦開始取消神功戲，對業界引發災難般的生計危機。

本會於 1 月 28 日、1 月 29 日、2 月 11 日及 2 月 13 日，舉行了四次「應對停止演出」緊急會議，並於 1 月 31 日發信予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局長，要求會面商討政府如何採取應急措施，協助粵劇業界的全體從業員渡過是次難關。

從前藝術多以師徒制教授，而今香港則將教授方式制度化。經歷了會考和高考的考驗，青年藝術家黃永生（Sunny）還是認為老師對他影響最大。院校若能邀請多些充滿氣魄的藝術老師進駐，會對學生有很大裨益。 黃永生屬於舊制視覺藝術科的考生，從小常被稱讚畫作漂亮，因此在中四，他選修了視覺藝術科。回望中四五那兩年時光，視藝老師甚少按書本教導，喜愛採取比較放輕鬆的學習模式，常引導同學們接觸不同類型的媒介，討論不同事物。他記得當年需完成七件作品呈交上教統局，老師並沒有為題目設限，同學們各自創作，直至遇到問題才會尋找老師協助。

藝術家，說到底是何種形式的存在？在中學時期，這名詞和藝術史上留名的大師彷彿劃上等號：達文西、莫內、畢加索、齊白石、張大千等，「藝術家」一詞難免附有光環（aura）。這刻板的印象，到大學時期其實也沒有甚麼改變，雖然認識了當代藝術，藝術詞庫的字眼增加了，然而光怪陸離的課堂例子，反而為「藝術家」這名詞添上一抹神秘色彩，這身份令人憧憬卻不知從何實踐。

第一次聽「瀨戶內海」，是2010年的第一屆瀨戶內國際藝術祭，但對瀨戶內海留下的第一個印像卻是來自於日本的動畫《給桃子的信》和電影《東京家族》。前者因為父親去世，於是跟着母親遷回瀨戶內海；後者則因為母親去世，子女才回到瀨戶內海聚首一堂。畫面上洶湧的海浪，蔚藍開闊的一片天，卻伴隨着生命消逝的絲絲遺憾。

雖說我身處的史特拉斯堡是法國第七大城市，又被視為歐盟首都之一（另一是比利時布魯塞爾），實際上卻只是個中型城市而已。有多「小」？在市中心範圍內，你基本上能徒步前往任何地方。但這個小城市卻擁有多座藝術館：保存古典藝術品的美術館、紀念出身於此地的漫畫家Tomi Ungerer的同名漫畫美術館、存放市中心大教堂宗教藝術品的博物館，還有一座規模不小的現代與當代藝術館——Musée d'art moderne et contemporain de Strasbourg。當然，它不像位於巴黎的龐比度或者奧塞美術館般，館藏珍品多得像寶山一樣叫人嘆為觀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