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卻演出者的身份，舞者作為一個情人到底是何種模樣？舞台上默契十足的舞伴，台下是否理想的伴侶？城市當代舞蹈團的《雙雙》為五對因同團而生愛的情人自述，舞者難得地展現個人的生活面貌。舞作以親密的肢體語言與家居、城市場景，呈現其私生活的不同面向。舞作兼具私密性，而又不失對舞蹈、親密關係與生活的思考。

全球持續受反覆疫情影響，關閉的不僅有表演場所，阻隔的不只有外科口罩，觀眾與劇場之間，是對密閉空間和人際交流有憂慮的無形之牆，距離似近還遠。「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與「非常林奕華」製作的劇場錄像系列《一個邀請：人約吉場後》，由暫別舞台多時的劇場工作者，面對偌大卻空無一人的觀眾席獨自演岀。感性抒發與理性叩問之話音於「吉場」迴盪，呈現與觀眾、劇場空間及內心的對話，啟發了對劇場空間不同意義的詮釋。

「忠誠、坦誠、信任」為世人心中來定義愛的量尺，相反地，這三個詞語隱含著不可欺瞞、不可背叛、永不變心之意。可惜的是，人是帶有感情的動物且皆為獨立個體，不僅飲食習慣會改變，穿著品味亦會改變，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又該如何維持那所謂的海誓山盟、天長地久？再者，在廿一世紀速食文化的快速發展，時代的變遷，人們的情感在變與不變之間又是否存在著對與錯？今次香港話劇團透過改編澳洲劇本《Speaking in Tongues》，粵譯《叛侶》，利用四位演員飾演九個角色，呈現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並藉由多個角色的複雜性帶出情感間的微妙，進而重新定義當最親密的人成了最不能信任的人時，該如何重拾或放下。

2017年，伊朗導演穆罕默德拉穌羅夫的《就算世界與我為敵》（A Man of Integrity）在法國康城影展獲「一種關注」單元大獎，然而他不僅未能出國親身領獎，後來甚至成為階下囚——他的國家視他為敵人，不准他離國，不准他拍片，不准他說話，不准他發聲。拉穌羅夫的電影在國際間屢獲殊榮，卻一部也未曾在孕育他的土地上映。但這一切卻未曾阻止他創作，在長達二十年、不合情理的禁拍令下，他未曾停止過拍攝電影。

綠葉劇團《孤兒》一劇之故事取材自經典中國故事「趙氏孤兒」。自《左傳》開始，「趙氏孤兒」便一直在中國社會流傳，並屢在中外被改編成戲劇作品，可見此故事跨越時空的巨大文化影響。然而，《孤兒》宣傳文字中流露出的自我定位意識，已然昭示本次演出並不滿足於單純的經典傳承，而是企圖更進一步，以後設的方式疏理這個傳統故事的不同敘事維度，邀請觀眾探索「趙氏孤兒」的複雜面貌，進而在文化、政治及倫理等層面，引發觀眾思考。

無論是去年香港藝術節被搶購一空的《金錢世界》，到近期「大館劇場季」中的《童話研究所》及《被告哈姆雷特，請回答》，互動劇場引領觀眾跳出傳統劇場佈局，實踐當代劇場的多變。觀眾對流動、不限於席上的劇場體驗不陌生，卻往往離不開或是黑盒或是環境式的「舞台」框架。香港教育劇場論壇舉辦的「劇場遊戲共學社」透過遊戲互動讓參加者體驗舞台以外的應用劇場，啟發以參與者角度感受戲劇元素及思考劇場於生活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