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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女僕》 紀錄劇場搖擺於紀實與概念之間

文:梁妍 | 圖:天台製作 | 本文轉載自2017年11月號(vol 76)《△志》 | 此文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協助統籌,該會由專業藝評人組成,網址:www.iatc.com.hk

《不是女僕》是一個誠意可嘉的作品,從四語字幕(中英加上印尼語和菲律賓語)便可見一斑。摒棄單向的線性敘事,角色扮演與疏離效果結合,呈現訪談所得的外傭、僱主故事並穿插演員自身真實經驗的獨白或討論。舞台效果強烈而別致,善用與此群體密切連結的日常物件(如行李箱、廚具、清潔用具),在製造「聲景」上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一幕,米粒從一個演員手中的飯鍋依次由高至低傳往下一個演員的飯鍋,一個再一個,米粒掉落的沙沙聲暗示著這個親職的全球化再分工的鏈條的結成。議題和故事有機串聯,輔以心理學研究和理論,結尾富教育性,很適合放在社區推廣。本文在此集中討論兩個問題:第一,紀錄劇場作品如何在寫實/敘述/再現與概念/分析/批判之間平衡?第二,紀錄劇場在香港究竟面對甚麼觀眾?

這齣戲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處理好它所強調的「角色」問題。《不是女僕》源於惹內(Jean Genet)名作《女僕》,一個將角色、扮演、心理發揮到極致的劇本。《不是女僕》中多次引用史丹福監獄實驗的研究結果——普通人被賦予監獄看守角色時會做出非人行為——作旁證和論辯,力圖「將僱主、外傭、中介,理解成不同個體需要履行的角色,而不是那些受訪者的固有特質」(〈導演的話〉)。然而在演員選擇上,女僕卻是清一色的女性演員,性別定型難免被加強。另一方面,在外傭就留宿規定與官方對答的一幕,演員披一襲大紅色長袍,站在舞台正中,光線自正上方打下,腔調權威至上,不斷重複「留宿政策是基石」的字眼,儼然複製一種常見的「政府印象」——高高在上、詭辯無理,而外傭則是跪求哀乞的姿勢,在「上主」面前苦苦追問。如果官腔演說後,演員脫去外衣來一句「我不過因穿上了那衣服」,會否馬上多一種張力,呼應此劇要討論的角色問題?

四位演員之中,兩位來自香港,兩位來自菲律賓。她們交錯飾演僱主和外傭,即南亞面孔的女主人和華人面孔的「工人姐姐」[1]。這原本是很好的設計,但效果未盡如人意。因採用類型化的表演方法,表情姿態放大,反而弱化了可信性和真實感。於我,最可信的一幕反卻是兩位菲律賓演員飾演外傭,私下議論家長里短:她們並排坐在舞台左前方,一邊用手抓飯一邊用菲律賓語談笑著僱主與兒女,「叫好多次Mami、Mami都沒有人理,叫一聲姐姐,就馬上應『喔!來!』」,或惋惜香港的小朋友只懂玩手機,不及她們家鄉的孩子那樣經常接觸陽光沙灘大自然。若由香港演員操著一口菲律賓語演繹這一幕,又會有怎樣的效果?舞台不正是最好的調換身份角色的場所?

劇場構作賴閃芳在演後談解釋,在長度有限和演員有限的條件下,要利用刻板印象使觀眾很快跟上劇情。這揭露了紀錄劇場作品的一個潛在張力:採取一種較為傳統的角色導向的演繹,還是推進議題的討論,轉向概念層面的思考?我在此作的實際操演上看見二者互有拉扯。

進一步,若察覺到難以再現唯一的真實/現實,而期望帶出對現象的批判,實際上不好處理。批判容易落於控訴,變成意識形態/教育性作品。試舉一例。劇中演員(暨導演之一)李婉晶分享她小時有一次吃飯,有一道金針雲耳蒸雞,她很記得自己先夾幾塊大的雞肉給父母,而在剩下兩塊一大一小的雞肉時,猶豫了一下,但最終夾了小的那塊給工人姐姐。後來她才意識到隱含的權力關係,自己為甚麼可以覺得姐姐是低人一等——她在劇中給出結論:這根本是錯的。這件事若化約成平等與權力,批判孩子做錯,囿於倫理批判,只可導向道德教育。事實上這個素材的層次豐富得很,譬如中國文化的「差序格局」,家中多了外人的秩序變化,或家庭本身的家庭史和權力關係。

不過,如果「希望可以被夾一塊大一點的雞肉」是外傭群體的訴求,而這個群體又是這個作品的目標對象的話,又有點不一樣。

我看戲那晚的演後談,正好來了兩位真正的外傭。她本以為是看紀錄片一類,來到才發現有這麼多佈置,「原來是live performance。Now we have our shows. We are being heard. We are very grateful.」

若以非劇場常客的弱勢群體作為目標,他們的需求實際上是很基本的——認同與共鳴。若往概念性方向走的話,可能使不熟悉抽象概念語言的觀眾不知所云、難以投入。因此,劇場團隊的任務便可能要由劇場形式轉換到劇場之外,要去做擴大觀眾群的工作。《不是女僕》的尾場是外傭休息日的星期日,團隊特意邀請了受訪的外傭及其朋友,七十的坐席約來了二三十名外傭[2]。這無疑是好的嘗試。若放眼觀眾光譜的另一端,選擇去非主流劇場、非商業和娛樂作品的嚴肅觀眾,大多本已是思想開放的群體。他們的期待便不太一樣,可能是希望獲得 嶄新角度去理解涉及的現象和議題。紀錄劇場的製作限於製作週期,除非團隊本身長期關注議題,否則很難在短時間就整合出全面、深入、充分的認識。若達不到整全的觀察和瞭解,也很難使劇作可以在啟發性層面上比一本書、一份好的報告帶出更新的視角。因此,如果我們誠實地正視嚴肅觀眾的思考水平的話,「增進觀眾對於議題的了解」這個目標必須謹慎地提出。


[1]外傭在香港通常被僱主或其兒女稱呼為「工人姐姐」或「姐姐」。
[2]感謝《不是女僕》製作團隊研究員吳俊鞍提供此資訊。

 

觀賞場次:
天台製作《不是女僕》
2017年8月12日8:00pm
牛池灣文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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