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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鼓手》:讓紀錄片在電影市場中保持本質

藝頻記者:陳燕娟 | 圖:光華新聞文化中心
《少年鼓手》劇照

近些年,台灣紀錄片持續生猛的勢頭,出現了許多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日前上映的《看見台灣》在台灣的票房甚至超過荷里活大片《超人:鋼鐵英雄》,而從2010到2013年,連續四年台北電影獎的百萬首獎得獎者也都是紀錄片。放眼華語電影圈,如今可能只有台灣的紀錄片能與商業片抗衡,但紀錄片上院線是否就是最好的選擇?又會否與紀錄片的初衷相違背?

紀錄片上院線是否最好選擇?

在香港,可能許多紀錄片導演都羡慕台灣紀錄片能夠上院線,但在台灣,《少年鼓手》的導演郭笑芸却是個異數。在拍攝前,她就篤定,若要上院線她就不拍。日前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逆轉‧紀錄台灣影展」放映了一系列紀錄片,讓我們有機會看到這部院線之外的台灣紀錄片。《少年鼓手》記錄了一群好動的、個性衝動的中輟生,他們參與優人神鼓的「少年安途生行動學校計畫」,學習打鼓,靜心靜坐,用36天的時間,一邊徒步走過台灣13個縣市,一邊在各鄉鎮表演打鼓。在影片的演後談中,台灣穀得電影的負責人李亞梅坦言自己得知郭導一開始就說服這個計劃的發起人不要讓影片上院線時十分吃驚,因為大部分台灣紀錄片工作者和投資方都希望影片可以上院線。上院線不僅可以讓議題被看見,而且隨之而來的資源實在太多了,是一個很難抗拒的誘惑。但於郭導而言,一旦上院線,創作者就要妥協很多事情。首先就必須加大攝影組,需要更好的攝影設備,「成本的增加會給創作者帶來票房壓力。拍紀錄片已經沒錢了,還要賠錢。」事實上,紀錄片上院線的成本遠比效益高,許多紀錄片仍是賠本放映。除了成本的增加,更重要的是,郭導認為,若攝制組過大,會阻礙她與青少年的溝通:「一組人在現場,孩子會講出真話嗎?他覺得自己是演員,不是跟你是朋友了,他把你當成電影工作者,他在演他自己,我覺得我拍不到真實的東西。」

紀錄片的初衷與創作者的本質

在《少年鼓手》浸會大學的放映座談中,還提及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在影片片尾出現了一個名字——台灣第一夫人周美青,但影片中卻看不到她的鏡頭。原來周美青是「少年安途生行動學校計畫」的榮譽校長,但因為她很忙,主要在計劃開始和結束的時候出現,畫面不多,郭導覺得將她的片段放進影片有些奇怪,於是便引發了討論。對投資方而言,當然希望放進去,因為無疑可以為影片帶來更多關注度。但郭導覺得,這麼短的片段放進去既奇怪又太搶眼,整個影片的結構也會受影響,最終決定都拿掉。李亞梅指出,這個看似花絮的細節,其實直接關係到紀錄片的初衷:「總統夫人的光環可能會讓影片募款更容易,但可能會使影片前後不一致,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回歸到創作者的本質,很不容易。」「紀錄片其實可以改變社會,用影像把真相記錄下來,與社會溝通。改變不是當下可以看到的,或許我不能立即改變這個世界,但我要改變坐下來看這部片子的人,坐在那裡觀看的人的腦袋改變了,對我來說,就是世界改變了。」郭導如此說。在她的創作中,首要考慮一定是她的拍攝對象。「很多創作者會以創作為先,要抓住衝突,拍得很好看,不顧拍攝對象的隱私。但我第一步一定是要保護我的拍攝對象。」所以,片中原本一段父子衝突的片段也在爸爸的要求下刪去。而因為《少年鼓手》拍攝的都是特殊的孩子,她堅持不讓影片上院線:「孩子在成長,會轉變,如果他長大後在影像上看到自己過去不好的行為,有時候會對他造成很大的阻礙。」這是郭導的堅持,但如今許多紀錄片在院線表現風光的同時,也似乎愈來愈商業化。紀錄片可以是一個很好的反映現實的工具,而不應該為了在市場中生存而商品化,用看似可口的噱頭來吸引觀眾,這反而會失去其初衷,因小失大。

在過度消費的電影市場中,保持本質

從曾經的官方宣傳工具,到記錄社會運動、社會百態的工具到戲院票房冠軍,台灣紀錄片的蓬勃發展,得益於其較為完善的拍攝環境、政府支持政策和放映渠道。2013年,台灣「文化部」更宣佈以「五年五億紀錄片行動計劃 」推動台灣紀錄片的拍攝工作。相較而言,香港和內地的政府支持則比較少,大陸由於政府對題材敏感的紀錄片的打壓日益明顯,近年許多放映獨立電影和紀錄片的電影節和其他渠道陸續被迫停止,而香港則由於高度的商業化社會形態以及對文化藝術不夠重視,使紀錄片發展相對緩慢。香港紀錄片導演張虹說,除了台灣政府的支持,以及一眾紀錄片工作者的堅持,台灣紀錄片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對於自己土地的愛護,這是與香港、中國都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紀錄片充滿對人、社會的關懷,如今年就有講述長年照顧罕見病子女的爸爸組成樂團的《一首搖滾上月球》、講述台灣襪業起落的《台灣黑狗兄》、記錄小朋友和南洋新娘如何鼓舞災區重建的《拔一條河》等。但當進入院線的高票房紀錄片越多,當紀錄片變得越來越主流的時候,是否也會變得少些個性?就如許多香港觀眾對於台灣紀錄片的印象皆是「熱血」、「感動」。許多台灣紀錄片導演曾指出如今台灣紀錄片的題材變得單一,因為一旦有進入院線的高票房紀錄片,便會出現許多類似的影片,長久而言,只會讓紀錄片失去多元性。紀錄片的價值並非與其票房成正比,不能以商業思維拍攝紀錄片,也不能為票房服務。紀錄片可以呈現社會、世界的問題,促發我們的思考,但卻絕不能是商品。幸好,在如今這個過度消費的電影市場中,仍然有一群紀錄片工作者在堅持著,就如《少年鼓手》讓我們看到了台灣社會如何去對待中輟生這一群體,也讓我們看到了紀錄片如何保持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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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笑芸 Shiao-Yun KUO

郭笑芸,台灣資深記錄片工作者,長期關注社會少數者與議題,深信紀錄片不僅是創作的一種類型,也是轉變觀念世界的溝通利器。擅長以參與觀察方式進行長期蹲點的紀錄拍攝,曾至日本山形影展放映,獲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南方影展特別獎與觀眾票選獎、入選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2006年起關注台灣家庭暴力議題,以六年時間,從不同視角陸續完成家內風暴三部曲,發人深省,女性影展選為開幕片,並榮獲觀眾票選台灣獎,2013年受邀至香港與香港之家暴實務工作者進行放映座談。

張虹 Tammy Cheung

張虹出生於上海,香港長大,早年曾當過老師,曾到加拿大滿地可修讀社會學和電影,其後在當地籌辦電影節。1994年回香港後,曾當場記,寫影評及教授電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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