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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文嵐女】從傅丹的作品看藝術在社區的精神性

本文轉載自十一月號(vol 65)《△志》

最近在牛棚藝術村的1a 藝術空間看了一個展覽:《落牙》。策展人俞若玫,初因機緣巧合,後加細心經營,和那裡的社區保持著多年的友好交往,舉辦了不少銀髮族和年輕人共同參與的活動。這次她將年青藝術家一對一配對銀髮族,做了個實驗性的展覽計劃,作品的形式也很開放。對我來說,展覽門口的錄像最值得看,那是參展藝術家和銀髮對象交往的記錄。其中,張煒森的經歷讓我深思。片中他和銀髮拍檔趙伯行山,逛歷史博物館,一起飲茶,聽趙伯講以前的故事 。感情看上去似不錯,但是在展場中,沒有兩位合作的作品。根據張煒森的作品記錄,原來趙伯曾學習中國書法和國畫,那是他心目中最高層次的藝術。並且認為自己在三個月內,根本不可能和陌生人一齊創作出「像樣」的作品,因此一直做逃兵,不曾動手製作。張氏曾三番四次地邀請他出來再談,最後也無果而返。

這種無奈,我覺得甚值探討。當代藝術在許多老人家眼中都不是「好看」的東西。但是當代藝術家偏偏要踩入這個禁區,做這種「不好看」但是「有意義」的作品。最近看了一位丹麥籍越南裔藝術家——傅丹(Danh Vō)的作品《2.2.1861》(2009年),受了一點啟發。他借用父親的筆跡,事出有因,兩者雖不能比較,可作借鑒。

傅氏早年隨父親逃離越南,後在丹麥定居,並在丹麥皇家藝術學院修讀藝術。畢業後迅速在各大歐洲展覽中展現鋒芒。其中有件作品經常展出:自2009年始,他請父親傅馮(Phùng Vō) 摹抄的一封信:一位法國傳教士在1861年,被當時的越南政府處決前,寫給父親的信件。摹信的念頭本來很簡單,傅丹覺得摹抄是一種很純粹的勞動(I like the idea that calligraphy can become an act of pure labor.1),他將此懸念追溯到4000年前,古埃及銅匠摹抄阿拉伯文字的史實。文字的摹寫不但是勞動的表現,也代表著政權的轉移。越南人用阿拉伯文字,始於葡萄牙傳教士,他們音譯教義以方便傳教。後來越南成了法國的殖民地,更將之變成官方語言。為了容易教育農民識字,之後的政府也積極推廣,使這種拼音文字延用至今。傅馮寫得一手好字,在丹麥做餐館小生意時,以此方法寫菜單。他不諳任何歐洲語,正確來說,他只是摹抄阿拉伯字母。在傅丹眼中,那是父親辛苦工作的見證,加上其虔誠天主教徒的背景和母國的歴史,這種字體就有了更多層次的文化和歷史涵意。傅馮以前不知道那封信的內容。只知道那是兒子的作品,由他親自寄去給收藏家,然後就有100歐羅的收入。後來從別人的口中得知內容,他也開始和其他越南人講起這段歷史,有時摹抄後,背著兒子,就送給教堂或是天主教徒,也沒收錢。兒子亦不過問。這件作品從未漲價,製作直到父親歸天為止。作為傳教?回饋?贖罪?還是有其他意義?觀者自忖。

事實上,這件作品早已超越文字本身的手工美,不只影響其父、當地的越南社區、教區,亦隨著傅丹的展覽遠達更廣泛的區域。此信來到香港,也使我們不得不重温,當年香港作為第一收容港的歷史,再套之思考近年滯留在歐洲的難民事件。藝術和社區的重疊,可大可小,並不一定霎時收效, 智者需要思考如何去啟導出一條建立在互信而不互相勉強的路徑,陳述了解各自的想法,再談合作也不遲。


參考資料: http://www.vitamincreativespace.com/en/?artist=danh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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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丹1975年生於越南南部,正值越戰結束之際。1979年,他隨同家人以難民身分離國,最終定居丹麥,求學於哥本哈根的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和法蘭克福的施泰德藝術學院。其創作善用概念手法,擷取文物和現成物,喚起鮮為人知的歷史和人生事跡,享譽國際。2018年,他的個人展覽「Danh Vo:Take My Breath Away」分別在古根漢博物館和丹麥國家美術館舉行。

張煒森 Eddie CHEUNG Wai Sum

張煒森,2006 年與 2009 年於嶺南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獲得中文文學士與視覺文化研究碩士學位。張氏關注藝術展覽與作品之間的關係及呈現所衍生的問題,藉此延伸展覽的詮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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