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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紀錄片打開通道:吳文光細談民間記憶計劃

藝頻記者:陳燕娟 | 圖片提供:香港民間記憶計劃

都說吳文光是「中國紀錄片之父」,想認識中國的紀錄片,跳不過他和他的《流浪北京》。而眼前的他,短寸頭、黑圓框眼鏡,正親切地與兩個小記者講述著關於「民間記憶計劃」(下稱「計劃」)的種種。他說,以前的他不會這樣說話,有時採訪完了,達到目的就結束了,但現在的他對年輕人充滿了感情,而計劃也是這種轉變的一個契機。「它真正讓我離開在藝術角落裡去搜索、尋找和表達,而是走在另外一條道路上,很陌生,但看到前面很多寬闊的東西,跟一群年輕人在一起。」

 

這個無意中產生計劃,起源於草場地工作站的駐站藝術家和吳文光紀錄片課程的學生在2009年自發返回自己的村子,採訪拍攝經歷過1959年至1961年「三年飢餓」時期的老人。後來影片不斷去不同的地方和大學放映,就有新的人加入,便以一群人自然滾動前行的方式進行。

1月11日到15日,吳與 3 位年輕的草場地工作站駐站藝術家章夢奇、鄒雪平和羅兵將計劃帶來了香港。25 個學員和十幾個旁聽者參與了 5 天的工作坊和 3 場放映會,他們之中有學生,也有各行各業的在職者。「我特別喜歡這些工作坊的年輕人,特別可愛。」吳開心地說。「以往來香港都是三兩天,片子放完了,朋友見了,茶也飲了,就拜拜了。這次每天都安排得特別緊,我真正在這裡邊跟人發生關係,真正在這個地方發生一些事情,充滿各種未知的東西,這讓我覺得特別興奮。」

「歷史是被人書寫的,但記憶是被人保存的」

在吳看來,歷史和記憶在我們生活中總是模糊的、被遮蔽的,甚至於不公開,這也是推動這個計劃的最直接原因:「我們能接觸到的歷史都是公開的,或者是被規定好的。它的真相我們都不知道,所以記憶歷史是一種總是離我們很遙遠的事實,那我們的記憶可靠嗎?還有多少記憶來記錄人真實生活存在的記憶。歷史是被人書寫的,但是記憶是被人保存的。如果我們要以記憶的方式來記錄歷史,或說對歷史進行一種返回,那我們就從記錄那些普通人的記憶開始。」

而當時他們想到,普通人記憶最深刻,但也最陌生的就是3年飢餓時期。但一做就發現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於是,原來想的「飢餓計劃」變成了「民間記憶計劃」,一年一年做下去,不但涉及到飢餓,也包括其他的歷史事情,並嘗試以此建立起一個「民間記憶檔案」。

因為大部分香港學員都無村可回,所以工作坊最初定的內容框架是以一個老人的記憶開始拍攝,返回歷史,返回記憶。聊到這裡的時候,吳講了一個小故事。有一日,他搭乘計程車去永利街,司機不知道路,但當他一說旁邊是一個孫中山住過的地方,司機便立即反應過來。「我們會因為一個名人知道一個地方,但不會因為一個普通人知道一個地方,歷史和記憶就是這樣。計劃事實上就是把普通人的記憶保存下來,而且是大量的。」這次的工作坊就好似打開一道門,學員們開始去採訪老人,發現關於香港的不同主題,比如偷渡與移民、97 移民、日據時代的香港......「這個東西便是香港民間記憶檔案的一部分,當然,這不是名人的香港,不是偉人的香港,而是普通人的香港。」

「這是一個馬拉松,而不是一個短跑」

計劃的主要參與者都是 85 後青年,看著章夢奇、鄒雪平分享自己的作品,除了驚訝於影片中記錄的不為人知的歷史,也佩服他們堅持拍攝的勇氣。其中一個作者提及自己一直遭到家裡反對,父母希望她能找份更為「正常」的工作,幸而他們仍有吳這個良師益友支持。「生命是用來實驗,用來挑戰和創造的,這樣你以後才會有內容,甚麼是你最想做的,那你自己找嘛。」吳說道。當初他也曾做過中學老師和電視台記者,最終卻還是北上拍攝紀錄片和寫作。所以,他的工作坊也絕不會按部就班。「我們把它做成一個實驗性的東西,我來不是完成一個工作的。這個工作坊的目標不是要做成一個短片或有一個結果,而是著眼於讓學員的創作持續下去。我們一起跟進溝通,我要看你未來的路有多長遠,可能性有多大,最讓我激動的是哪方面,這意味著是一個馬拉松工作,而不是一個短跑。」

工作坊第一天,學員的自我介紹立即變成深度的討論與評論,因為大家都是有備而來,工作坊開始之前,大家已通過郵件開始討論,這也開啟了工作坊的即興節奏。不僅僅是關於歷史、影像的討論,學員也開始學會用身體去表達。原來,在紀錄片拍攝之外,計劃也將劇場表演與紀錄片放映結合,演出者將他們的故事回憶放在舞台上,呈現自己經歷的東西。在章夢奇《自畫像和三個女人》的問答中途,她便即興策劃了一場「身體問答」,帶著學員開放身體。

雖然工作坊已經結束,但這絕不是終點,吳說他們會通過郵件組繼續保持溝通,這些作品也可以去參加草場地工作站 5 月和 10 月的活動,跟北京的觀眾和作者交流。「重要的是我們知道香港的年輕人通過這個作品表達了甚麼東西,通過作品來認識香港的一部分。」

藝術就是傷痛的研究

「紀錄片在香港是甚麼都不缺的,但作者真的沒有出來,你沒法說香港沒有甚麼地方拍,肯定不是這樣的。」吳指出,影像作為一種高科技新媒體,實際上很適合年輕人來做,關鍵是通道怎麼打開。「我說的通道不是說紀錄片有甚麼訣竅,有甚麼方法,我覺得這個通道是社會行動的參與和個人的影像寫作的結合,主張把影像當做私人日記的方式來寫,這也就是我們說的『兩條腿走路』。」

吳很強調「個人影像寫作」,為甚麼呢?2000年前後,他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拍攝紀錄片是不是也在利用自己的被攝者?拍完他可以去參加電影節,去大學演講,但被攝者事實上並沒有甚麼好處。「覺得應不應該這樣做下去呢?還有多大價值?我開始不知道有甚麼答案,那時候唯一的辦法就是,既然我不知道怎麼做,我就隨意先拍著吧,不要再想著我拍甚麼東西,不拍甚麼東西。生活中我覺得好玩的東西就用 DV 隨時記錄下來,之後就慢慢改變,影像就變成個人方式的片子,後來自然地也就出現民間記憶計劃。」

一直鼓勵工作坊的學員從身邊的老人開始拍攝,進行個人影像的寫作。有一個學員在工作坊中簡單講述了自己作品的結構,許多人卻看哭了。「你看,她就拍他父母和自己,但把通道打開了。個人記憶這些東西當然涉及到隱私,涉及到很傷痛的東西,但藝術就是這個功能。如果你要做藝術的話,可能就要接受最傷痛的東西。所以,一些人說喜歡藝術,實際上就是對傷痛的研究。」

紀錄片對現實改變的參與

「我喜歡表達我自己,寫小說,用影像來說。年輕的時候嘗試的東西是自己喜歡的藝術和表達,但到了中年,開始對社會的東西想得多了。」吳解釋他並非憂國憂民,只是我們關心這個社會,它的改變卻是如此有限。但他認為紀錄片作者雖不能改變現實,但可以參與現實的改變。「現實就是不等待也不抱怨,就看我們怎麼來改變。改變也不是說去遊行去喊口號,是在現實裡面能做些甚麼東西,計劃就帶出了這對現實的參與。」而工作坊讓這些年輕人從香港老人的記憶開始整理,從中再看可以發生甚麼樣的東西。「我們都知道六四和七一香港人都會去遊行,但這兩天完了,大家都是該幹嘛就幹嘛。我們知道這是一種表示,一種抗議,表示我們的存在,但是我們發現,你這樣出去,他也習慣了,我也習慣了,像看夜景一樣的,我們就不能再多做一點嗎?」

搭一個好場子

多年前,吳也曾經來藝術中心放映過作品。他發現對許多香港年輕人來說,藝術中心好像是一個自然的、天生的場地,但他覺得並非如此。「這個東西不是天生的,是真的非常寶貴的,最好的珍惜它的方法就是抬出好作品,使用它。」對他來說,計劃提供的也是一個平台:「我覺得大家都是心有靈犀的,一說就通。誰不希望自己的生命有創造,將潛能迸發出來,潛能就是『誒,我怎麼能做這麼好』。這種東西其實是不需要鼓勵的,只要在一個搭好的平台,它的溫度、氣氛、場子有這個東西,所有的人一進來,他們就馬上散發出迷人的光芒。」這種光芒我們從那些討論作品、參與身體問答的學員臉上清晰可見。

「我想到這個時代,他們是這樣的年輕人,以後他們會怎麼樣,以後的三十年會怎麼樣,他們應該是這個環境中最重要的東西,我很好奇。我不會教你們生活應該怎麼樣,年輕人應該怎麼樣,可能我會在回答你們的時候,把一些我可能感受到的東西,包括可能帶期望性的東西藴含在裡面,可能帶有我的價值觀。」

 

香港民間記憶計劃:紀錄片創作工作坊及放映

日期︰11-15/1/2014                

網址︰民間記憶計劃 香港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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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雪平 ZOU Xueping

鄒雪平,1985年出生於山東濱州。2009年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新媒體系。從2010年起參與草場地的“民間記憶計劃”,回到自己出生長大的鄒家村,采訪老人講述歷史和記憶,並參與鄉村建設,從中尋找自身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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