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因應當時社會環境、狀況而不停地變，創作亦是因你有問題想問，想表達而生，而不是自我滿足，更不為達成某些要求。作品應該要回應當下的香港，甚至全世界。」上年到法國深造的黃俊達，已開始構思《狂人日記》的改編。他一方面想再次探索華文文本與西方演員結合下產生的成果，就好像前作《孤兒》——將經典的中國故事《趙氏孤兒》交由外國演員來演繹，尋找故事中具普遍性的元素；其後衍生出來的2.0版本更進一步將舞台簡化，只用最純粹的身體動作在舞台上表達出瘋狂時代中的「殺子文化」。《狂人》也可視為承接這一命題，黃更將原文本空白地方加入偵探元素，將原著中一個男人難以承受社會上「人吃人」狀況的自白，變成一場凶殺案現場。

黃談及東方文本與西方身體之間的處理，「我們在巴黎與一眾演員討論文本，讀的是法文的譯本，與原文相比變得更具詩意。來自中東的演員，非洲的或歐洲的演員對所謂人吃人的社會皆有不同看法，深入探索下去，卻有一定的共通性，這不是單單中國文化的問題。」他希望在舞台視覺上能更進一步，特別是衣服設計，特地找來時裝設計師協助，變得更狂野及色彩斑斕，就像一場視覺盛宴般。「在法國學習、同時教授劇場表演，讓我觀察到香港現今的劇場作品所面對的局限：在場地和資源方面受到很多限制，創作和概念變得保守。於是我也想將過去一些熟識的手法放下，會是大家都沒有看過的狀態，基本上沒有對白，但絕不是默片般，它是一種關於身體的劇場創作，將身體的純粹性傳達給觀眾。」

對黃俊達而言，更重要是想將文本本身所具的時代力量傳達出來，「其實對我來講主角並不是很瘋狂，他不過想做回自己。這不是每個人在這社會上都想做到的事嗎？」何謂狂人？如果瘋狂的人在這個社會上多到容不下，那就再沒有人是狂人，不過要做到狂人也不是容易的事，「總之必需要有這些人存在。可能這時代需要多一點瘋狂的想像。所謂正常與不正常的生活之間，到底是如何劃分？難道要花半生時間為了一個單位就叫正常？這是不是人生的需要，還是人云亦云底下的決定？社會也不可能只有一種生存方式。到最後甚麼叫瘋狂？還是反過來旁人眼中的瘋狂才是正常？」

「究竟甚麼是自由，從經濟、還是環境方面來講？道理上，沒有人可以限制我們的自由，即使身體上不自由，但你的思想可以自由，沒有人可以控制的。」他相信劇場要表達的，就是人在生活中的可能性。

黃俊達說，巧合地今年在高壓之地同時有六個劇團將這位華文現代文學大家寫下的《狂人日記》改篇成舞台劇。無法將現實狀況放上舞台時，唯有改篇一個一百年前的文本來回應時代。

正好前陣子在中國也發生了德國劇團上演易卜生《人民公敵》被禁演一事，只因一句台詞，一句看來身處自由社會、面對不公平事的人都會發出的質疑，在高壓無法發聲的時空中，直接的政治訴求看來是要不得。《人民公敵》同樣是一百年前的文本，但放在當下來演出也觸動了官方神經。

「我想藝術作品與生活是要保持一定的距離，觀眾才可以在一個舒適的狀況下理解眼前發生的人與事，但這個距離也不可能太遠，它要能觸動你的情緒。劇場空間讓觀眾在生活中抽離一陣子，卻也可以重新感受到生活中的方向和態度。離開劇場後可帶著這眼光去看自己的生活。」他的《狂人》，就是要從這種距離來觀照當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