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邊緣的界線

自2007年起，「Event Horizon」項目先後到倫敦、紐約、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市舉行。今次在香港展出合共三十一件人型雕像，四件在地面，其餘二十七件置身在中環方圓一英里內不同的大廈和公共空間之上：每一件雕塑也靜止不動，空洞的眼神，以同樣直立的姿態，站在每座大廈最高的位置，彷似整個中環也被它們凝視著。早在展覽開始前已有商廈退出計劃的消息，只因擔心觀眾會憶起該商廈曾發生過跳樓慘案。「這身體會如何應對來自外界的騷擾，在我看來，是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而事實上這一種反應，不單在香港，在其他地方亦曾發生，在紐約展出期間就有市民因為雕塑的位置，令他們聯想到911，為逃避大樓倒塌，在求助無門下，只好選擇跳下來的人。將《另一個地方》和《視界》系列作比較，更能清楚看到藝術家嘗試刻畫出人類生活所能觸及的界線，只要再過多一點，人就會和土地「分離」，更因恐懼（跳海／跳樓），從而產生危機感。故此我們更需要了解，那些打電話投訴、報警的人，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看到一個人形物在天台上站立，他們的反應已無關藝術水平多寡，而是觸發出他們生活上的危機感和同情心，這顯然更達到了藝術家的目的。

能讓「公共藝術」成為事件嗎？ 

「視界 香港」號稱全港最大型的公共藝術項目，但是否將藝術品放在城市街道內，就能顯示其「公共」的一面？當中的「公共」所指的又是甚麼？我們以葛姆雷的舊作《一及其他》（one and other）來作對照。這個為期100天，在倫敦的Trafalgar廣場上發生的作品，找來了2400名群眾參與，葛姆雷在作品中並沒有創作任何雕塑，只提供了一個舞台和相關概念，參與者反而成為他的「雕塑品」。這些「活雕塑」自行決定他們在舞台上想做的事，每一位限時一小時，舞台位置原是威廉四世的銅像。該展出，不單製造出一種情境，還有每個個體背後的不同故事和想法，讓參與者投入其中，更模糊了藝術家、參與者與藝術品三者的關係。反觀「視界 香港」已有相當大的限制，其作品身處的位置，本身亦影響了觀眾的參與度——官方有意將多件作品的位置隱藏，由參與者自行探索，或在無意間發現它們。但除此之外，在沒有更好的藝術討論和宣傳之下，藝術品和觀眾如何能發生關係？若標榜它為最大型公共藝術項目，那麼，雨傘運動爆發出來的一系列公共藝術作品，不是更大型、更具自發性，且參與人數之多也更勝任何作品？由官方對公共藝術帶來的狹義的理解，是否代表了那次爆發不能被官方所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