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邊緣的界線
自2007年起,「Event Horizon」項目先後到倫敦、紐約、里約熱內盧和聖保羅市舉行。今次在香港展出合共三十一件人型雕像,四件在地面,其餘二十七件置身在中環方圓一英里內不同的大廈和公共空間之上:每一件雕塑也靜止不動,空洞的眼神,以同樣直立的姿態,站在每座大廈最高的位置,彷似整個中環也被它們凝視著。早在展覽開始前已有商廈退出計劃的消息,只因擔心觀眾會憶起該商廈曾發生過跳樓慘案。「這身體會如何應對來自外界的騷擾,在我看來,是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而事實上這一種反應,不單在香港,在其他地方亦曾發生,在紐約展出期間就有市民因為雕塑的位置,令他們聯想到911,為逃避大樓倒塌,在求助無門下,只好選擇跳下來的人。將《另一個地方》和《視界》系列作比較,更能清楚看到藝術家嘗試刻畫出人類生活所能觸及的界線,只要再過多一點,人就會和土地「分離」,更因恐懼(跳海/跳樓),從而產生危機感。故此我們更需要了解,那些打電話投訴、報警的人,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看到一個人形物在天台上站立,他們的反應已無關藝術水平多寡,而是觸發出他們生活上的危機感和同情心,這顯然更達到了藝術家的目的。
能讓「公共藝術」成為事件嗎?
「視界 香港」號稱全港最大型的公共藝術項目,但是否將藝術品放在城市街道內,就能顯示其「公共」的一面?當中的「公共」所指的又是甚麼?我們以葛姆雷的舊作《一及其他》(one and other)來作對照。這個為期100天,在倫敦的Trafalgar廣場上發生的作品,找來了2400名群眾參與,葛姆雷在作品中並沒有創作任何雕塑,只提供了一個舞台和相關概念,參與者反而成為他的「雕塑品」。這些「活雕塑」自行決定他們在舞台上想做的事,每一位限時一小時,舞台位置原是威廉四世的銅像。該展出,不單製造出一種情境,還有每個個體背後的不同故事和想法,讓參與者投入其中,更模糊了藝術家、參與者與藝術品三者的關係。反觀「視界 香港」已有相當大的限制,其作品身處的位置,本身亦影響了觀眾的參與度——官方有意將多件作品的位置隱藏,由參與者自行探索,或在無意間發現它們。但除此之外,在沒有更好的藝術討論和宣傳之下,藝術品和觀眾如何能發生關係?若標榜它為最大型公共藝術項目,那麼,雨傘運動爆發出來的一系列公共藝術作品,不是更大型、更具自發性,且參與人數之多也更勝任何作品?由官方對公共藝術帶來的狹義的理解,是否代表了那次爆發不能被官方所認可?
不過習慣而已
在欠缺討論的情況下,加上其外型不討好,在這裡生活的人相信很快便會對其失去興趣。葛姆雷對於空間的探索,理應得到港人的共鳴,特別是在不知不覺間,港人都投放著大量人生時間來換取空間(譬如買樓)。然而,因為最終也敵不過這城市的習以為常,就像其他公共藝術的項目那樣,在為期六個月的展出過後,在這城市裡將好像甚麼也沒有發生,縱使它們曾經存在,也終將靜靜地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