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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制度背後的藝術

【文:Yung / 圖:受訪者提供】 本文轉載自十月號(vol 53)《△志》

常常聽到「生活便是藝術」這種老掉牙的說法。雖然是老套,但概念還是很抽象,因為你得先知道何謂生活,而且對自我意識有一種覺知。而藝術,往往是在創作者的自覺下被創造,當中所藴含的美感、意義、批判、疑問,或多或少能引起觀眾的好奇,從而引起關注、認同、反對、情緒或引發更多的問題,這些反應可以算是意識的提昇。簡單一點來說,藝術能引發我們對生活的思考或自我審視。

千篇一律的生活或過多的指引,往往令生活產生鈍感,因為在規條之下,大家只需要按本子辦事便行了,不用詢問原因。在大學修讀藝術之前,我對藝術只有刻板的認知,只是關乎大師經典和繪畫,亦不覺得考試的模式有甚麼問題,因為教育局定下來的,反正就是每個人都這樣考就行了。就連高考時職業輔導組的老師或同學都憂心地看着我:「真的要讀藝術嗎?讀設計比較好喔,起碼能賺錢,藝術就只是畫畫而已,沒甚麼用啊。」若干年後的今天,也只能說這些概念都錯得離譜,除了苦笑外,我們還可以怎樣去澄清這種被定形的觀念呢?很多人也有着會考後因為學校高中課程中沒有藝術科而不被計算藝術科成績的經驗,藝術的價值似在我們的教育機制中被無情的否定, 那藝術的考核意義何在?

這相信已經是一個陳年的問題,比起「生活便是藝術」更老掉牙,但自2009年新高中課程(DSE)轉制後所帶來的革新,藝術教育真的有在慢慢地改變嗎?

「教育局設定的課程範圍開放,老師對此很難掌握」

早前由非牟利藝術團體 art-at-all舉辦的「教師培訓及藝術家駐校計劃」及「香港傑出學生藝術家獎」(OSA Award)便是一連串探討藝術教育模式的活動,由舊制轉到DSE,我們的藝術教育有否改善?新的走向又如何?老師和學生又面對甚麼困難?計劃的統籌經理方韻芝從2010年起便開始與學校合作籌辦藝術家駐校的活動,當年1a space 的「城市遊學」,便是因為DSE轉制而開始。方韻芝解釋,舊制的藝術科考核是以素描和繪畫等的技巧再加作品集為主,雖然考試的評核標準使大家都用同一種模式去創作,但老師能比較容易去指導學生。而DSE 的視覺藝術科比較着重思考及匯報,校本評核中要以一個題目在三年內創作四件作品,公開考試中多了當代藝術的題目,考生需要以文本作答,以文字分析與比較兩件不同的作品。

「老師未必熟悉當代藝術的脈絡。而且教育局設定的課程範圍開放,老師對此很難掌握。」方韻芝表示,這樣的確令老師和學生都難以適從,因為整個藝術界的藝術都在不斷的變化,老師要從舊的形式追上現在的藝術發展有一定的難度,他們要重新去學習和理解,當中牽涉到的層面也很廣泛,包括文化、政治、哲學、理論、物料等議題。若對當代藝術沒有想像,更是難以理解,所以較理想的做法便是真正的把當代藝術帶進校園,讓學生和老師都能親身體驗。為了讓老師跟本土藝術界建立一種聯系,所以從「城市遊學」開始,方氏便積極地當起「搭橋 」的角色,把藝術家引入校園,跟學生們一起集體創作,從而增加老師和學生對當代藝術的發生產生理解。

 

「不認識藝術,自然對藝術沒有信心」

「藝術家的駐校計劃,對學校和藝術家來說,可謂是一種雙贏的局面。」一來藝術家進入學校,可以說是對藝術家的一種肯定和認同,而學生對理解藝術品和藝術家之間關係的缺口,亦得到填補。而作為「role model」,藝術家可以分享「甚麼是藝術家」,藝術家的身份和創作的過程也再不是一種迷思,這對學生來說有很好的鼓勵作用,因為學習不再限於閱讀別人二手的生活經驗,而是學會從自己的生活感受作出發點,自覺地創作,不再停留於公式化的形式去滿足題目要求的標準答案,亦見得到自身在藝術發展的可能性。

方韻芝繼而列舉藝術家羅至傑的駐校計劃作為例子,羅至傑得悉學生在小息和午飯時間不能於學校不同樓層活動後,便集體創作了一件裝置作品——以紅色絲帶橫跨學校中庭,串連起不同的樓層,作為對空間使用的一個疑問。除了相關學生在物料使用上獲得啓發外,非修讀藝術的學生和其他老師,在經過作品時亦產生了好奇心,從不明白這為甚麼是藝術,到有機會跟駐校藝術家、視藝教師和創作學生討論,這亦令他們在觀看藝術品的態度上變得更開放。方氏表示,這是一種對觀眾的教育,可慢慢地令更多人增加對藝術展覽的興趣,亦能把誤解逐步消除。這種成效,令學校增強了舉辦藝術活動的信心。

藝術家駐校計劃可說是在官方制度的背後,讓一群老師、藝術工作者和藝術家一起合作填補不足的行動。學生的藝術創作不再停滯於交功課應付考試的層面,而是在身教下親自體驗藝術的創作過程,從而提昇對生活環境和自身關係的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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