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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與共謀 —— 殺人凶戲

文:何阿嵐 | 圖:安樂影業 | 本文轉載自2014年11月號(vol 43)《△志》

1965 年9 月30 日,印尼發生大型政變,當時反共的軍官借機要摧毀印尼共產黨,發動了一連串大清洗行動,眾劊子手手起刀落,牽連無數。這群屠夫在當地成為權力階級,也因為掌權者當政而從未被追究,倖存者和死者家人也只能默不作聲,沒有真相,沒有審判,更沒有對死者的悼念。透過電影鏡頭,我們真的能了解這件事的起因?眼前的受訪者又是一位殺人如麻,總喜愛將行兇過程掛在嘴邊的劊子手,更樂意將殺人過程重演拍成電影,我們又能否客觀地去面對這樣的人物?

在觀影時,不期然想起伊朗導演阿巴斯在九十年代初的名作《大寫特寫》(Close-up),兩者同樣因導演的直接介入,透過當事人參與演繹來重現當時的狀態,將事件展示在從未直接目擊的觀眾,直接參與事件內。但在《殺人凶戲》裡,不論導演還是劊子手所設想的,也絕不是單純的案件重演。紀錄片裡的重現,不論是否當事人的再現,也帶有「主觀性的表演」之態,而「表演」這行為,和我們所理解的紀錄片真實性有所衝突;正因為紀錄片拍下的是行為,行動,而非透過設計,創造出來的表演,才讓觀眾在觀看時投進一種「真實性」裡。這亦是導演約書亞聰明地( 或狡猾地) 提出,這部電影絕不應稱為紀錄片,而是非虛構電影的主因。主角Anwar 以及其同伙自言是一群流氓,一群在他們口中具備自由意志的人類個體,他們的行為也得到當權者的嘉許,事件的話語權又早已掌握在他們手裡,那何以要再用電影去展示他們所早已認可、而具有「合法性」的事情? Anwar 在影片裡反覆提及他如何在美國電影裡受到啟發的殺人方法,也不單從犯罪電影裡有所啟發,連看一部貓王的歌舞片也能發展出一套「快樂」的殺人技巧。熱忱講及往事,講究殺人細節,自我設計的種種近乎超現實的場面,令拍攝電影成為一種滿足這班劊子手自我幻想的工具。在他們的演繹下,殺人不單止不是惡行,更會令受害者死後上天國。在旁人眼中他們只不過在美化自己所做的事,而事實又是否這樣? Anwar 絕非對自己的行為一無所知,處身在道德和價值觀只站在勝利一方的時空裡,當殺人者無意反思,更自得其樂重演殺人方法時,我以為從中找到一絲希望已經相當困難,從無想像因為拍攝電影而會改變了一個人的生命。電影讓他學會了殺人方法,以殺人為樂的他成為民眾害怕的「英雄」,到再次重新演繹時到最後有所悟,殺人無數者的同情心得重新被喚起。電影最後的段落,無疑成為一部給亡者的荒謬劇。

但這種想法亦令到我感到相當矛盾和困惑,Anwar 在最後段落前的表現是出自於真心誠意?還是另一場美化自我的表演?這無非是由電影中極強的引導性,而引發的問題。記錄片/ 非虛構電影必須保持著開放,才能令觀眾在電影中尋找到不同的答案。但導演像在操縱著主角,也迫令觀眾共同上演一場合謀,以居高臨下的視角,使主角面對自身的罪行從而感到罪疚。而Anwar 本應有的複雜性亦消失,慢慢變成一個有罪的人,至此,電影的形式必需受到質疑,這是一場對當事人,以至騙取觀眾對當事人同情的騙局?更何況作為電影導演,又有否如此的權力,借攝影機去改變一個人的生命?(不管這是否出於善意)。或許約書亞正有意在此向傳統的電影觀念挑戰嗎?導演在今年帶來了另一套以受害者角度的「激進」新作《The Look of Silence》(暫譯:沉默之像),找來一位死者家人接近曾經殺死他親人的劊子手,透過多場對話來尋求和解與寬容,但面對如此傷痛,寬容是真的可行?還是只不過是一場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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