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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國籍界限的靈巧—— 訪香港芭蕾舞團舞蹈員江上悠

文:李海燕 | 圖:香港芭蕾舞團、江上悠 | 本文轉載自2013年5月號(vol 25)《△志》

筆者本身與日本有點淵源,所以比較留意生活上接觸到的日本人。宗白華說過:「有許多中國人,到歐美後,反而頑固了。」他所指的是在海外的中國人對文化身份的執著。個人認識的海外日本人,在這情結上比較隨意,有好些更是要刻意擺脫日本人的調調。第一次與江上悠見面,是數年前一個滂沱大雨的夏天。當時的印象是這位操英式英語、閒閒地喝著啤酒與我淡扯、不知「春琴抄」(筆者註:谷崎潤一郎1933 年作品)為何物的「日本人」,大概也是那種不太熱衷於回國的「遊子」。後來比較熟稔後,有一次我問江上悠如何形容自己的國籍。以為是直接的問題,換來曲折的回應:「你是指我作為日本人如何體現我族特色?還是我是否適切地扮演著外國人眼中的日本人?」先說你如何看待自己吧!「我在海外生活的時間差不多比在日本還要長。我想,我同時是日本的和英國的。」他說。

在殖民地時代出生的香港人對「混種」(hybrid)這概念毫不陌生。然而混種不是固定狀態,它是由一種形式轉化至下一種形式的過程。重點是,我們知道自己從哪兒起步、走向何方?「我認為,『做個日本人』和『做個他人期望的日本人』,是有分別的──是模仿既有形象?還是創造新的。」江上說。「我到英國是因為我喜歡西方文化。那段時間的記憶是“lost in translation”,我從日本想像的西方開始因為我實在處身當地而改變。我開始尋找新的西方──我人在英國,這個西方卻是基於我的日本根源而形成的。我建構了我的西方,它也建構了新的我。」
江上在2011 年第一次以個人身份發表作品Sonographer。雖然演出中有日文對話,但整體沒有甚麼非由日本編舞來做不可的元素。江上對日本表演藝術有甚麼看法?「外國人推崇不已的舞踏,在日本其實已進入夕陽階段,因為日本人不是以表演美學來思考它,而是視它為一種平衡社會心理的發洩,當社會心態改變,人們便不再需要它。我知道不少外國人學習舞踏,但我從沒想過!」那現代舞呢?「因為一些制度的關係,在日本只有寥寥可數的全職現代舞團能夠生存。日本人擺脫不了他們的媚外心態,本土舞團很難有足夠票房。早前我回日本,剛巧Pina Bausch(翩娜包殊)電影在日本上影,有份參與電影音樂製作的三宅純辦了個音樂會。『音樂會』上半部分只是電影播放,開始播放前觀眾要到台前獻花予Pina。我固然很尊敬她,但我不贊同這種形式化的行徑。」

江上當過外國人期望中的日本人,也試過以外國人的眼睛看同胞,也許不無「豬八戒照鏡,裏外不是人」的壓力。他表示在創作時很用心地記著他只是江上悠,但回看兩年前的Sonographer,他也發現了自己刻意迴避日本身份的痕跡。「人們對沖繩有太多聯想了。」這是驕傲還是缺乏自信?「我不肯定,那個時候我只想,我不要別人對號入座,我希望做一個超越我客觀身份的作品。」

「想超越」,成了江上的動力和追尋。他曾多次參與香港舞蹈生態相關的活動,這在一個舞團舞者、更甚是非港人舞者,是很罕見的。他好奇如何利用錄像科技延伸舞蹈演出的壽命、擴展其影響力。最近江上擔任《新中國芭蕾 ── 青蛙王子》的聯合編舞,他亦有感只要放開「奇觀」的心態,清朝、現代、日本、中國,其實都只是些名片子。「我看到的是階級、權力、淪落、控制欲。超越了表面的分別後,不論中外,自古宮廷皆有之;不論古今,人皆有之。明白了這個之後,與舞者合作便很順心,因為我不會有一套既定的角色要求要他們扮演,我們只是一起經歷一次表達共有的內在情緒的舞蹈語言探索。」

靈巧:巧是氣度優雅、心思細密,游移於輕鬆。江上的巧,固然見諸他的舞,更見於他的人生態度。是日本人、英國人,或者居港11 年成了香港人,在筆者看來這對江上沒有影響,甚至沒有意義。他像蜻蜓輕輕點過聚集了同類人的水面,像他演出《胡桃夾子》時雖然戴上笨重的「老鼠王」頭套卻依然躍動自如。江上人瘦,卻給同伴傳遞強大安全感,相信因為你知道在他眼中,你只是你的靈魂,任何依附你的標籤對江上來說,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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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悠 Yuh EGAMI

江上悠生於日本沖繩,於倫敦皇家芭蕾舞學院畢業,2002年加入香港芭蕾舞團擔任群舞員,2014年同時兼任排練導師,2018年改任助理舞團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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