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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的藝術教育家 楊秀卓

【文 / 攝:小米 /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本文轉載自五月號(vol 48)《△志》

人人都知楊秀卓有火,這從他早期的藝術作品可窺見——使用性象徵和意符來批判一些社會現象,作品大膽風格暴烈。轉投藝術教育,教出來的中學生不單概念、裝置、行為藝術也能做,作品兼具社會意識和批判精神。而今,楊秀卓經已退休,他的火卻愈燒愈旺——不同的社會運動社區藝術,大大小小的工作坊分享會,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早前的雨傘運動佔領區、藝術充權教室,又或社區組織天拉吧的天水圍藝術實驗室,他如今依然利用不同機會,藉教育來表達對社會的關心。

非常教師的煉成過程
作為非一般的視藝科老師,楊的學藝過程也是一個故事——年輕時不明白苦難對人的意義,從一名虔誠教徒改信虛無,更將一腔熱情投放在藝術上。廿七歲,他決定由沉悶的會計工作轉型至當一名破格的藝術家;三十九歲那年進入港大修讀藝術與比較文學,四十二歲重新到粉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擔任視藝科老師,更一當十八年。而他比較膾炙人口的作品,是1987年的行為藝術《人與籠》——藝術家自囚四十八小時,作為香港和個人處境的比喻。

楊秀卓當日是一名憤青,而激發他創作的,是他內心那份強烈的社會意識。「我一直相信藝術可以改變社會。」他在七十年代開始受到多方思想影響:1968年西方的學生運動,美國反越戰運動、胡士托音樂節嬉皮士對理想社會的渴求……都啟發他試圖以藝術改變世界。「然而我創作了十多年,發現社會變得愈來愈差——當然我唔夠膽講,楊秀卓你好巴閉咩,你做藝術就可以推動社會改變?」感到無力時,楊萌生起教書的念頭,「因為我覺得,我改變了人,便能直接改變社會。」

新制下的視藝科 拉濶教與學的空間
跳入教育界,開始教書的第一週,楊直言整個人就像一個燃燒的火球,至今天還沒有熄滅。教了足足十八年藝術,新舊制也教過,他坦言舊制那套純機械式的操練,只是反教育。「舊制時老師不會跟你說藝術理論,不會教你評畫或思考,更不要說怎樣探討藝術的意義。」

「操了兩年,攞A只因你技術好,短短三小時的考卷你能畫得比人快吧。」改革後DSE裡的視藝科,卻可讓老師和學生有更多空間作新嘗試,亦有更多時間去探討藝術的過程,學習如何構思作品,並以藝術理論來支持。「於是這三年時間,可讓學生學習批判能力、解難能力、創意思維,並且能將藝術意念以一個成熟的手法表現出來。」


出格的藝術教學法
「我就是要趁這班中一生甚麼也不懂的時候,撬開他們的腦袋。」 

面對剛從小學升上來的中一生,楊便銳意要unlearn學生們昔日的藝術學習,無論是那種「畫畫一定要像真」的藝術觀念、對媒介片面的認識,抑或物料使用局限在筆、剪刀、漿糊之類,他說要一次過通通扔掉。「我要給他們一些好玩的東西,比如用頭髮創作。他們會訝異地問:『頭髮也可以創作嗎?』」

他又嘗試用不同方法令學生愛上藝術。「我記得教學生玩collage,有人將一個大隻佬的頭換了董建華的落去,又有人將劉德華放在一個蛋撻上面,所有人笑到格格聲。」教學生做立體作品,改用食物而不再只得紙黏土、泥膠,於是橙、提子、蘋果都可成為功課的材料,「當然創作完成後不能浪費,要把食物全部吃完。」

為加強學生的社會意識,楊在他們中三時常向他們介紹和社會狀況有關的藝術創作。「工人議題,環保,或諷刺社會的,總之讓他們多看多聽。當然在課程裡也會做一些和這類題目有關的創作。」於是,教出來的學生都培養了批判思維、創造思維,還有想像力,並且平面、立體、概念藝術也試過了。到了中四第一課,他除了向他們解說新高中課程的要求,便給學生一份以「火」為題的功課。「學生即時的反應是,『阿sir你講咩?用火?』但我卻一個例子也沒有給他們,要他們自己去諗。」

「就是要他們諗到頭爆」
不過一個星期後,十五個視藝生裡面,有十份作品都做得很有創意。有學生將她中三的校服燒掉,喻意是「我大個女了」,並用攝影記錄了整個過程;有學生向身邊的同學搜攞一大堆眼鏡框,將之疊在一起燒,形塑了一個特別的雕塑;還有人構思將火酒結冰,不過後來發現火酒不能在零度結冰,改在冰塊上澆上火酒,點火,出來的畫面是白色的冰塊燒著藍色的火焰,呈現了奇異的美。楊被這班十來歲的學生嚇一跳,「我也想不到,但他們卻能想出來。」

「至於美不美,不是我要的東西。我只是要他們思考。我也不在乎他們燒甚麼,就是要他們諗到頭爆呀。」

從落區感受貧富懸殊
楊也常常帶學生出外學習。除了看展覽、聽講座,看話劇,去書展,還有很重要的一件事——落區。他的學生都住北區,當中可能有過半數未去過山頂,而中四的第一次落區,楊通常帶他們去山頂,並行上更高的地方看豪宅。

「就這樣從門外望著華麗的大閘,那些art deco,雲石牆。試過有學生問可否行近影相,然而即刻有保安員走出來說這裡不准影相。我問學生:『你明白豪宅對你這種人的排斥或提防嗎?只一個十五六歲的學生也要這樣提防你。你看到這種階級觀念有多嚴重?』」

同一天,楊再帶他們落山轉搭地鐵去深水埗,行桂林街、南昌街、北河街,觀察該區舖頭的特色,了解一下城市的空間規劃,甚至帶他們走進舊樓的後巷,讓他們從不同角度觀察社區。「我要他們打開五官,用眼觀察周遭,用鼻去嗅這一區的氣味,用耳去聽別人談甚麼。走到北河街,眼看市政廳前坐著一排老人,年紀約五六十歲,全部男士。我又問他們:『你發現了甚麼?這代表了甚麼?』當時是下午兩點半。我跟他們解釋,他們大部分人住劏房,因為劏房好熱,他們不可能晏晝兩點半還留在房內,於是有部分人去麥記,有部分坐在這裡,待到傍晚才能回家。」

午飯時間,楊又特地帶學生去很地道的茶餐廳——走入百多呎的空間,楊提示他們分開坐,要留意食物的價錢、食客和伙記之間的對話。「我問他們為何這裡出售的食物這麼低廉?為何沒有食客孤單一人坐在一角不說話?為何伙記和食客很熟絡?我們就從一餐飯去認識深水埗。深入了解甚麼是貧富懸殊。」

將畢生所思所學向學生傾囊相授,一直是楊的樂趣。當一個個學生踏出課室、走進社會,勇於表達想法,最令楊覺得欣慰。「最開心就是見到學生養成一種批判性思維,對社會有承擔和責任感。」 

後記:
面對社會層出不窮的荒誕事,及早前的雨傘運動,楊秀卓坦言對年輕一代很擔憂。退休之後,楊不時被邀請到一些學校做工作坊,他不諱言試過跟一些還在教書的老師說,「這幾年老師不會好過,而學校將會變成一個戰場。」通識科由必修變選修科,課程重新加入中史,加強對基本法的認識,強調一國觀念,香港學生每年一次需返內地交流,國民教育從不同方面滲進課本內,愈多學校推行普教中……一切跡象顯示,年輕人的腦袋將成為目標,而學校將面對一場很大的戰役。「我是悲觀的。我對他們將來要面對的世界,想起來也是難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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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類型: 藝術教育
楊秀卓 (Yeung Sau-Churk)

畢業於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現為社區文化發展中心主席,曾任教中學視覺藝術科十八年,參加過多次聯展及個展,兼擅繪畫、雕塑、裝置藝術、行為藝術、演戲、陶瓷等。十多年來,不停參與多個大型社區藝術活動,對象多為年輕人,近年則轉向以藝術介人城市空間和社區,探討人與環境的關係,並反思自主生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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