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與膠箱化作的詩意

展覽的作品涉及多樣媒介：投影作品、油畫、錄像和裝置，場內作品瀰漫了一種親密感，一種不可解的詩意。李傑談及他的創作媒介，投影是這幾年間越用越多，「我需要光源，然而我討厭射燈。後來發現投影也可成為一種光源，而它能構成一種特別的空間感」，產生了一個彷彿可讓人內進但其實又不能進去的空間。他自言其投影作品不算錄像，因為並不是用來供觀者閱讀故事，更多是空間上的一個組成。而今次運用投影也有針對畫廊空間的考慮，因空間面積不大，「我在想如何拉闊它，當影投到牆上，有影的地方能將空間界定得較寬闊。」

而用來置放投影機的膠箱，是作品其中一重要元素，特別是《There is something in my head》，兩邊投影交錯，透過中間的膠箱再折射出去，彼此的影相互交疊，構成一朦朧的暗影，內藏隱喻引人深思。其實自兩年前開始，李傑已經用膠箱放置投影機。每當看到有展覽將投影機掛起，或專程設計一個白色座架起，他感到很無謂，而膠箱成了他一個最好的選擇。「它有種透明感。展覽通常給人一種神聖的感覺，而放幾個膠箱在那裡我又覺得可令它沒那麼神聖，我很喜歡這種感覺，很柔和的。」膠箱可收藏的東西有很多，當中包括秘密，這個想法又使他衍生出另一錄像作品《Skin》。當投影在膠箱上，會構成三個projection，還有第四個，因為有一個在投影機背後，李傑覺得，它所產生的光影效果，是想像不到、畫不來的一個非常特別的效果，而這樣一種視覺效果裝載著許多意思。

《There is something in my head》 ，李傑說作品的名字有點像歌詞，「有點像headbanger的音樂，重覆著一句歌詞，視覺上也是跳動得很快，我想模仿那一種節奏感，然而我的作品是無聲的。」他形容這作品很「中環」——就像一種你夜晚去完club，在中環威靈頓街或蘭桂芳一帶，路經那些嘈雜的酒吧，「你聽到那些嘈吵的音樂，但你覺得很安靜，而這一種安靜是沒有感覺的。」李傑為了佈展，在中環小住幾天，就是這幾天間發現了這一種感覺。這種中環的「安靜」，是不帶情緒的一種感覺，「都可以類比一下，比如說你工作很長一段時間，疲憊不堪，當你在回家路上，可能只一分鐘的時間，你也覺得累得不行，你的大腦很亂，你的身體很攰，然而那一刻是安靜的。」

做展覽：有感受  沒感情

和展覽命題只差一字的作品，《Someone you can’t leave behind》，創作材料來自藝術家的習慣：看到美的東西將之拍下。李傑一次搭飛機，在經濟客位內看電影，電影不甚吸引，然而拍得好美，到電影後半部他已對著狹小的銀幕不斷拍照，「我常常有這些圖像收藏，我後來回看這輯在飛機上的相片，那種欲言又止的感覺很強烈。我不認識那演員，畫出來的畫是為展覽準備的第一件作品，畫很細幅，但我感到它像幫我框起了整個展覽。」於他，這是一種創作的幻想，不是概念，讓他聯想起在香港或自己生活的地方，若有何事發生，其實放不下的可能只是一個人，可以是父母、伴侶、子女，畫中人只是一種象徵，一個抽象的代表，藝術家並沒有投放任何感情進去。「我覺得這個展覽是沒有感情的。我的處理方法是抽身的、不放自己的感情在內，它很明顯是有情緒，卻一點也不詩意。比如我處理那些圖象時，我視它死物一般來處理。我很難投放感情進去，而那種情緒卻很強烈，這我沒有辦法避免，每每回到香港，情緒起伏就比較大。」

對香港：有感情  沒感受

李傑這一刻對香港，坦言是充滿感情，卻沒有感受。「我在香港出生，在這裡長大。之前離開香港移居台北，是因為從新聞看社會上發生的事，感到很憤怒，要離開這裡，抽離自己，我才能創作，但對此地不是沒有牽掛。但現在我不惱怒了，因為再嬲也沒用。」李傑自言不是那種「大愛」的人，他重申不否定那種大愛，只覺得這對事情毫無幫助。每當聽到他們勸說大家要包容，他坦言是「癡線的」，因為這時局不需要你提出這些，而是要想出一些方法做多一點，卻也不是要提出大圖畫，作出很大改變，因為不在制度之內就根本改善不到甚麼，而在制度之內的人也做不到甚麼。「所謂絕望感，是我寧願很悲觀去看一件事，因為我覺得，悲觀起碼是一種正面的力量，我寧願承認事實是很差，或我想像得它更差，我才能有一些預備方法。我也不知自己可做甚麼，但我會做一點，我覺得這樣更踏實一些。所以我說我是有感情而沒感覺的。和展覽不一樣，剛好倒轉。」

「無論我如何想，我也想像不到香港會突然間變好。身處台灣，了解多了當地歷史，發覺一個好的社會，不是從天掉下來，真是要打拼回來，當中甚至是有犧牲的。回看自己的城市，只會增加這種絕望感。但又不是絕望到令人放棄，但是有一種悲觀吧。回看展覽身上，我會覺得是一個濾鏡，展覽的色調偏向藍色，可能這種悲觀是藍色的，是很悲觀的。但又是正面的，只是面對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