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館的「DNA」有甚麼，我們就依著這樣的DNA 去講故事

硬件翻新後，另一個任務就是好好與外界溝通，增加能見度。過去藝術館另一個招人話柄的地方，是他們的封閉性。翻新後的藝術館開設了一個展覽廳，會定期請客席策展人策劃展覽。五樓的展覽廳，首次為香港當代藝術家設長期展，人稱蛙王的郭孟浩就在這一角落裡，擺放了他多年的創作，並設置了一個工作室一樣的展覽物。藝術館在首階段展覽中又策劃了針對四大館藏的回應展；從29件藏品中，不只訴說藝術館與藝術品之間的故事，請來的14組當代藝術家的回應，「由一件藏品伸展到藝術品，觀眾看完藏品再看到藝術品怎樣去詮釋它，好像一種對話一般去感受。用新的手法看傳統，也對當代有一種啟示，藏品也不會被視為只是一件歷史產物。」莫家詠說，藝術館將會更著眼與更多香港藝術家合作，「其實我們和香港藝術家有長久的合作關係，邀請藝術家回應館藏展品只是其中一種合作方式；日後將邀請他們策劃，又會介紹他們到海外展覽。」

著眼於當代藝術又何止香港藝術館？曾經令很多人期待的各類大型博物館都會在2020年相繼落成，而藝術館附近又增設了一座以藝術為主題的商場。問到香港藝術館的角色定位，如今又有M＋和大館，58年歷史的藝術館反而有點要急起直追——從藝術館的收藏層面來看，又要追趕時代，還要關照舊物，「傳統與現代的我們都理會。」莫家詠不認為三者之間的角色有衝突，因為藝術館有50多年有系統的收藏，單是文物裡有4000件套，其中有2500幾件套是收藏家捐贈。她引以自豪是香港這彈丸之地，有比大家想像中更多的民間收藏，有很多世界級的收藏家。

「我們不想自己講自己的說話，亦會有其他人一起來談、做研究，館藏核心展亦都會請來客席策展人一起做。藝術館長期展的部份，將運用館藏，令展覽場地的藝術作品不時更新，策展發展可以從新的角度看歷史，永久館藏都會不停變。我覺得藝術館是可以讓人察看一個地方的整體文化，看到的故事是一個整體，從藝術上看到整個文化發展。你會看到藏家的藏品、館長的取捨、策展人的想法，藏品就是這個館的DNA ，這五十年來都構成了一個和香港有關的DNA。現在要去講故事（意指策劃展覽 ），當決定去走某些路線的時候，就從現時的館藏著手出發，我們不是也不需要去扮演其他人的角色，藝術館有她獨有的角色。」

「但不要因此以為我們很花錢，我們一直都很慳儉的。」莫家詠笑著說。

失而復得的遮打藏品故事

重新開幕的藝術館更集中與本地之間的關係，除了增設的幾個針對香港藝術的展覽廳，新增的「遮打館藏」就讓觀眾看到二戰前在香港生產的藝術品。但「遮打館藏」有甚麼特點值得作常設展館？追源溯始，原來館藏源自與1920年代一位成功商人遮打爵士有關。

他收藏的畫作及瓷器原本在離世時遵其遺願贈予當時的港英政府。就在香港淪陷前夕，港督副官巴蒂史密斯上校秘密約見負責藏品修復工作的專家及工務司署談到如何保留，後來有資料顯示，貴重畫作被卸去畫框經處理後再放進了密封的錫罐內，埋在港督府花園裡。但其正確位置何在？如今無人得知，「45年和76年，香港政府都有對地底做過查探，但一無所獲。」

莫家詠說這批藏品不見了達四分之三，餘下的四分一也落在不同的人手上，二戰期間，一位參與工程的本地判頭在施工期間發現多幅藏品被丟掉在廢物堆中，他用防水紙張將作品包裹，偷運了23幅藏品到家鄉，直到重光後才歸還港府。而另一位葡裔居民在二戰後的中區古董店發現部分藏品，隨即到中西區一帶搜羅，最後共買回三十幅作品並悉數送交港府。

「這正好體現了藝術館是由眾人合力建造而成，展覽廳內不只有藝術家的付出，更有收藏家的努力。」莫家詠也親身見證過藏品失而復得的故事。

2006年，莫家詠收到一通電話說有一批畫想問藝術館可有興趣，但送畫來的人只是對方的代表律師，從送回的幾張畫作中，藝術館人員發現合乎遮打藏品的條件，而畫作背後有一張銅板和紙條，看過藏品條目，正是不見了的其中幾張，但那位送畫的人說甚麼文件都不會簽，亦沒有提供作品所得地點，至於那個人是誰？莫家詠笑言不能說，但就提提大家不妨看看家中有沒有老人家留下的畫作，可能亦是藏品的一部份。

藝術館應有的責任

最後問到整理香港藝術發展史的問題，似乎是一個更需要深入了解的命題。當藝術館重新起動後，應更著重於在地性，他們將如何處理這個一直以來欠缺人梳理、各有各說法的歷史？又例如70年代興起的新水墨運動，對很多人來說卻並不認識，藝術館能否帶領觀眾以新的目光去了解？「藝術館也要扮演積極的角色，因為香港藝術發展史也不會是單一直線，是既複雜又多層次的一種理解，好似拼圖一樣，有實驗性強的，也有說法是中與西的衝擊，亦有說法指香港藝術家喜歡文字。每一個元素，配對藝術家的生平、作品及互動關係，是可以作深入研究的。從歷史中尋找問題和啟示，又以新目光去看這些元素，變成不同的展覽，產生對話，但也不應該只由我們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