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場刊，連上網站，打開手機APP，會發現Clockenflap所設的入場門檻其實不低︰三日票盛惠1780大元，單日票亦索價九百多（按︰2012年成人單日即場票為HKD490），尋常市民難以入手。雖然早鳥套票只售HKD1450，在商言商此價與外國的同類型音樂節相近，但收益用途各異。而在超過150隊的表演隊伍中只有不到20%是本地的音樂單位，即使把華語和主流的也計算在內亦不到總數的三分一，是目標觀眾太崇洋，抑或本土藝壇太凋零？這種講法，說來也未免自覺老套。
高消費搭外購音樂（或娛樂），還要為馬拉松式的追趕跑跳作好身心準備，在香港這樣的文化環境下，主辦單位選擇了直接輸入外國模式，Clockenflap順理成章成為了全球化產物。可是，我們的本土音樂呢？
時代曲
作為一個專業的表演平台，Clockenflap對於劃分場地、表演時間、人流估量、樂團演出費、各台之間的聲音調度等當然都曾仔細考量。同理，我們亦可從這些細節中窺探出主辦單位對本地音樂的支持與關顧程度，何韻詩跑出來大喊「唯一一個在主台上演唱廣東歌的單位」一事更是最佳說明（當然你或許已經知道這報紙專欄上的說法存在誤差）。人們對自身土地的語言、音樂自有一份無可取代的歸屬感。
去年Clockenflap時逢雨傘革命，台上演出隊伍／藝人的政治舉措自然成為了主流媒體、網媒的焦點——Travis在演繹〈Why Does It Always Rain On Me〉時加插歌詞，樂迷乘機舉傘、My Little Airport在獻唱〈不要在深水埗賣旗〉時領軍齊呼「梁振英，屌你」、LOUISAHHH!!! 預先製作關於佔領的音樂錄像於演出時播放、閃靈舉傘高呼等等。然而個別樂團歌手的政治表態，無助於消退Clockenflap那濃濃的商業味道。回顧Jay Forster（Clockenflap創辦人之一）早於音樂節舉行前、在香港大學的分享會，台下有同學問道他有沒有打算為雨傘革命開設一個Protest Stage（先不管那聽來也有點奇怪），他亦直言Clockenflap剛上軌道，不想有太鮮明的政治立場，免得為音樂節帶來麻煩阻濟。啊，這世代裡，粉飾太平是何等容易。
聲音淹沒了，音樂節亦徒具虛名
Clockenflap 2014，不少樂迷一邊借音樂稍事休息，一邊心不在焉，滑著手機追蹤佔領區的最新情況。「老實說，外面風風火火，哪真有心情在這裡嘻嘻哈哈？看了也不過浪費，乾脆放棄表演吧！」那一刻，我在空想著台上樂團奏起戰曲，和群眾一同衝到戰區的情境。事隔一年，音樂仍然無法擺脫時勢獨存。主辦單位與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合作，新設了「Clockenflap Pro小型音樂會」，邀來全是本地音樂單位，卻不知觀塘海濱道122號原是詛咒之地——政府兩年多前強推活化工廈計劃，變相令租金飆升，趕絕了藝術社群，消亡原有的社區文化。多支本地樂隊曾杯葛辭演的「反轉天橋底」搖滾音樂會，正正在同一場地。Clockenflap作為一個藝術文化推手，似乎對這土地有欠認知，觸覺遲鈍；抑或明知故犯，有意助紂為虐？音樂人碰不得的地方，Clockenflap碰了，還特意蓋了個體面的佈景版來遮掩著滿牆的口號和塗鴉。倒是負責擔綱演出的樂隊、音樂人，在面對商業和建制的機器時，顯得無力、遲緩、被動、犬儒。在私交上、工作上不便推塘——這種平庸之惡，也不是一句「做自己的音樂」便說了算。沒法子，Clockenflap仍然是全港唯一的、最大型的音樂藝術節啊。
酒神已死，如果我們還有音樂節文化
可恨是本地音樂節文化的確尚未成形︰樂迷偏聽，對外國音樂的認識、好奇心也不足夠。然而音樂節如果從本質上有培壅音樂文化和教育在地樂迷的作用或使命，那Clockenflap的作法就顯得不合時宜。還是回頭說，從開始Clockenflap就不是為了廣大本地樂迷而辦的呢？
維港景觀映照在海濱地上，Clockenflap落戶香港，但不紮根。我們大概不用妄想或勉強說辭，Clockenflap從不旨在宣揚理念和推動群眾意識，它到底只是個貴族遊戲。有問︰「商業掛帥，貪歡作樂，有何不可？」沒有，樂迷們亦樂見更多衝擊——毋容置疑，Clockenflap的排場仍然是世界級的。
美國作家Barbara Ehrenreich在《嘉年華的誕生》一書中說道眼下是一個沒有慶典的時代，人們不再懂得自行創造集體的愉悅，而是從各種國家慶典、商業娛樂與消費文化的大型集會中買賣、支取歡愉，長期下來，觀眾的角色變得越來越被動。人們漸漸忘卻了甚麼是挑戰，甚麼是跨越，甚麼是自由。大型集會最後只讓人累得想倒頭大睡。
不掛慮Clockenflap無法長久，我只憂心，香港音樂沒有更多的想像。
